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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家新

虽然早我上大学时，我就曾暗自立下志愿，要做一个像闻一多那样的诗人兼学者，但我不是一位“诗论家”，也不是一位“批评家”。作为一个习诗者，我们在创作的同时不得不从事一种诗学探讨，这就是我写作许多诗论文章的一个内在动因。

至于我在后来所涉足的诗歌翻译研究，这也是一个足以吸引我的领域。乔治·斯坦纳说“伟大的翻译比伟大的文学更为少见”，对此我深以为然。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，不仅引领自己洞悉翻译艺术的奥秘，而且同我其他的诗学探讨一样，也试图以此彰显出语言的尺度、诗的尺度，甚至试图以这种方式“对我们这个时代讲话”。

自20世纪80年代前后到现在，我在诗歌的路上已跋涉了40多年。这三卷诗论随笔集就折射出这一曲折历程。说起来，我所出版的诗论随笔集远多于自己的诗集，我在这方面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也超过了我在创作上的投入。但是我也“认了”，因为这同样出自一种生命的召唤：成为一个自觉的而非盲目的诗人，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诗学锻造中来，并在今天尽力重建一种诗人、批评者和译者三者合一的现代传统。这就是这些年来我和我的一些同代人所要从事的“工作”。

在诗学探讨、诗歌批评和研究之外，我也写有许多和我的诗歌经历、人生经历相关的随笔文字。这些随笔文字，有更多的生命投入和“燃烧”，在语言文体上，也更多地带有我个人的印记。不管怎么说，“把批评提升为生命”，这就是我要试图去做的。

我也曾经讲过，我的全部写作，包括创作、评论、随笔写作和翻译，都是以诗歌为内核，也都是一个整体，虽然它看上去“不成体系”。我没有那种理论建构能力和野心。我也从来不喜欢那种模式化的体系。

30多年前，我的第一本诗论集《人与世界的相遇》出版后，我以为那是一本薄薄的小书，但是当我听到一些年轻的诗人满怀感激地谈到它时，我感到了一种责任。在后来，当我收到海峡对岸一位杰出的女诗人来信，说她整个傍晚都在阳台上读我的诗论集《没有英雄的诗》，天黑后又移到屋子里开灯继续读，读到最后发现自己脸上已流满了泪时，我不由得想起了汉娜·阿伦特的一段话：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，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，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，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、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，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，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，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，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。

这是我一生中读到的最激励我的一段话。我感谢这种激励，不用多说，我的许多随笔写作就来自这样的激励。

这三卷诗论随笔集是从我已出版的10多种诗论随笔集中选出来的，其中第三卷《以歌的桅杆驶向大地》的大部分文章为近两年来尚未结集出版的新作。编选这三卷诗论随笔，对我来说是一件难事，有时真不知道怎么编选才好，尤其是早些年的一些诗论文章，它们在今天很难让我满意。因此，这次我在“尊重历史”的前提下，又对许多“旧文”进行了修订。我想这种修订还会伴随我们的，因为艺术和人生就是一个需要不断“重写”自己的历程。

（《诗人与他的时代》，王家新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该文为此书后记，有删节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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